中国近代史是一段中华民族反抗侵略、反抗压迫、反抗一切腐朽黑暗统治的历史，是人们不断追求真理、献身真理的历史。在这100多年里，无数英雄豪杰为了祖国的富强、人民的尊严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，要么在对敌斗争中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奉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；要么在有限的生命中，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奉献给社会；他们都是一代英杰。与中国大地相比较，大理是一块有限的土地，但是，就是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，培育出一批优秀的儿女。
在20世纪，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。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，大理涌现出一批仁人志士，他们或者是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士绅、或者是手握军权的将领、或者只是出身低微的低级军官和一般文人。
在这些人中，有一批留学归来的学子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一方面将自己的所学还之于乡里．多有著述；一方面又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、护国运动、抗日战争等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。
学习军事的大多成为革命斗争中出色的军事人才。
李伯庚，曾经自费和公费两次留学日本，先学师范，后学军事。在日本，他加入同盟会，回国后参与组织和发动昆明重九起义。此后又参加护国运动、北伐战争，成为高级将领，官至南京政府总参谋部部长。
杨杰，他先在国内学习军事，后又留学日本，仍然学习军事。在日本期间，他参加了同盟会，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、护国运动。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外交家，在二战期间，是他连接了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友好关系。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、杰出的军事家，一生军事著述丰富，如《国防新论》、《大军统帅学》、《战争诀要》、《军事与国防》、《现代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》等，为中国留下了军事思想和战略的宝贵财富。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被反动派暗杀在他的寓所中。
学习法学、教育等学科的留学生又成为近代史上优秀的政治人才。
张耀曾，公派日本学法学。在日本加入同盟会，与李根源等创办《云南》。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、护国运动等。作为孙中山的秘书，他协助起草了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等划时代的文件。
马襄，曾到日本学习法学。在昆明加入同盟会，回下关又组建同盟会小组。在参加黄兴领导的“河口起义”失败后，在缅甸参与创办反清刊物《光华日报》。在“二次革命”中创办《滇声报》，声讨袁世凯。他一生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，受孙中山先生之命，出任过护国军军法处长、云南民军总司令等职。1922年，被唐继尧杀害。
周钟岳，大理剑川人，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教育家。他留学日本时学习教育。回国后，他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，后来官至云南省省长、内政部部长、考试院副院长、国民政府委员、总统府咨政等职。主纂《云南光复纪要》、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等地方文献。他善书法，原南京总统府的“总统府”几个大字，就是周钟岳所书写的。时人评价周钟岳的字“笔力雄浑，端楷庄正”。1948年，蒋介石就任总统，据说专门从几个人的作品中选出了他所喜欢的周钟岳的字，并赏赐给周钟岳2 000大洋。所以，周钟岳的字又有“一字千金”之说。在今天著名的风景区石林，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两个极为醒目的隶书体“石林”二字，那也是今人模仿周钟岳先生最初书写的字样仿刻于石岩上的。
其他如学习师范的张肇兴，在日本就参加了同盟会，回国后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参加了大理起义。后来又在乡里任教讲习，传授新知识。李燮羲，这位留学日本学习音乐的学生，回国后执教云南。他在日本就参加同盟会，回国后参加护国运动。他谱曲《满江红》等，旨在以音乐唤起民众；他组织诗社，繁荣了地方文化。
另外，大理本地的一些士绅、文化人、军人也堪称时代的佼佼者。
赵藩，大理剑川人，是大理的社会名流。他才学渊博，为官清廉，在大理享有很高的威望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他为新军拥戴，被推为迤西自治机关总部总理，通电响应起义。他参加过护国讨袁运动，出任云南团保总局总办；后来在孙中山广州军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长。1920年，他首任云南图书馆馆长，主纂《云南丛书》。作为一个杰出的白族诗人，他留有许多著名的篇章。在他的诗文中，除了优美的辞藻、细腻的情感体现出他不凡的文学素养外，还可以看出他在当时重大政治斗争中具有鲜明的正义感。在今天成都的武侯祠里，有一闻名海内外的楹联：“能攻心，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，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赵藩只用了30个字，就精炼地概括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对时局的真知卓识。文如其人，这幅楹联也许使后人能了解赵藩关怀现实的一面，而楹联所具有的超群文采和深刻哲理，又使楹联成为千古名句。赵藩还工书画。在今天昆明大观楼那幅由孙髯翁撰文，赵藩书写的著名长联里，可以领略赵藩那颜体书风犹存、遒劲有力、雄浑端庄的风格。
杨春魁，这位在清末就投身反清运动的下级军官，当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，他率领大理驻军，以大理地方哥老会大爷的身份组织当地官绅、中小商人发动讨袁起义。
周保中，大理湾桥人。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，终身为军人。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8年赴苏联留学。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功勋卓著。因为他是白族，所以大理人自豪地称他为“白子将军”。
还有周宗麟，在政治上他投身辛亥革命，积极筹办和组建迤西自治机关总部。他在出任大理县议会议长期间，积极倡办农业、水利和地方公益事业。文化方面，他积极筹建新式学校，后来出任大理师范、大理中学校长，为大理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他所编撰的《大理县志稿》，充满了爱国救民的新思想、新观念，至今仍然可以为鉴。
如果说，投身政治献身革命，提倡科学兴办教育，是托起大理的一只翅膀；那么，大办实业，献身社会，则是托起大理的另一只翅膀。大理喜洲的商人董万川、严镇圭、严燮成、杨茂馨等，以及杨白仑、尹辅臣、杨显成、杨宝成等人士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纺织、铁路、水电、煤矿、金属采矿、金融等近代实业中，使商业成为近代实业的开路先锋，这是一种质的飞跃。他们较古代商人那种“以末得之，以本守之”的传统向前大大跨越了一步。
他们将国人欲以实业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，对祖国、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近代大理、下关、昆明等地都有他们创办实业的足迹和取得的辉煌成就。
对那些名载史册的英杰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。同样，对那些默默无闻地对社会作出奉献的大理人，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1951年大理和平解放，大理进入一个新时代。大理，作为白族自治州、大理市的名称，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大理地区的行政管辖，更体现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的政策。与此同时，大理仍然是古城的名称。
新中国，大理州的首府建在下关。这个新兴的城市日新月异，不仅在政治上，而且在经济文化方面远远超过苍洱地区传统的行政中心所在地——大理古城。半个多世纪里，古城依然是大理县的治所，1956年曾经并人下关市，成为大理市的一部分。后来国家又撤市，大理依然是一个县治。1983年，政府再次撤下关市、大理县等，重新设置了大理市。这样，今天的古城所在地就成为新建大理市的北部城区。
在这半个多世纪里，大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。特别是在10年浩劫结束之后，改革开放的春光将大理装扮得格外秀丽。从1983年新建大理市后，新城区和老城区交相呼应。新城区是蒸蒸日上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宽畅的街道，如流的人群，繁华的街市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向东、向南拓展的街区，无不显示出一种跻身中国当代城市的勃勃生机。在古城的老街上，仍然可见飘着奶香的乳扇，仍然可见一个挨着一个的大理石店铺，传统的商品没有变。古城中褪色的老宅不张扬，不炫耀，不施五彩。一条条凸凹不平的石板路，在小巷里默默延伸，曲曲拐拐，似乎没有尽头，其实，这小路就像是古城自身的发展，从来都清楚自己的所向，永远不会迷失。
苍山脚下的古城，就是在这种依然静谧、古朴、凝重之中，更显一种风流。
